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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承载能力,对规模不同城市采取不同措施,小城市会更快一些。 谈安徽 中部崛起大战略提供机遇 新京报:安徽去年GDP增速为13.5%,在全国都很高,你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 李斌:安徽现在处于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进程中,去年GDP总量突破1.5万亿。经济增长为民生不断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7.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7.9%,都是近年来比较高的增幅。有了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比较强。 新京报:请问你对安徽快速发展的信心源于哪里? 李斌:国家提出中部崛起大战略,为安徽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通过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两个战略,以及加快皖北发展、大别山区扶贫开发等战略平台的架构和政策效应的叠加,使得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等进一步组合,对市场资源配置很具吸引力。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蒋彦鑫 王姝 3月11日,长沙中心医院,刘先生躺在病床上等待检查。 图/记者刘有志 和往常一样,到了中午12点,在27楼办公的何成蛟准备乘电梯下楼吃饭。但昨天中午这顿饭却因一个意外被推迟。 昨日中午,位于湘府东路某酒店B栋写字楼电梯出现瞬间降落——从27楼直降19楼,20多分钟后电梯门被打开,4人获救,其中一名残疾人,因出现头晕等症状被送往医院。电梯内出现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律师分析了5种情况。本报记者周连武 长沙报道 现场:电梯瞬间从27楼直降19楼 何成蛟介绍,中午12点08分左右,他走进27层电梯并站定,和他一起乘电梯的还有肖福金龙、腿部残疾的刘俊科以及傅迎春。 傅迎春按了关门按钮,电梯门刚关上,电梯就“哐”的一声,急速下降,电梯内的灯全灭,连楼层的指示灯也不亮了。“当时我本能地弯曲膝盖。” 何成蛟说。 面对突如其来电梯坠落,刘俊科显得措手不及。“我右腿安着假肢,由于急速下降,一只脚根本站不住,最后一屁股坐到地上。” 现场一片惊慌。肖福金龙回忆,傅迎春按了紧急报警,电梯内的灯才亮起来,可还是不知道落到哪层。20多分钟后,该酒店长沙红星君和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把门打开,这时何成蛟才发现自己胸部以上在20层,胸部以下在19层。因刘俊科出现头晕、胸闷等症状,被送往医院检查。 回应:物业公司将尽快检测排查 物业公司工程部的工作人员介绍,3月6日省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来检测电梯,并通过检查。该物业公司总经理叶文鼎表示已经和电梯维保单位联系,将尽快检测和排查。 肖福金龙告诉记者,十几天前,他公司几名同事也遭遇降层,当时只有2层。现在他对电梯的安全很担忧,“我们的员工和客户的安全如何保障呢?” 目前,酒店1楼已出现“禁止入内”的警示牌。 [法律问答] 电梯内出现事故,责任如何划分?记者就此采访了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他表示电梯侵权的责任划定因其使用领域和使用人的不同,法律适用和责任划分也有所不同。 1.若事故发生在小区,基于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合同,业主受伤害可以主张违约索赔。若是非业主遭受的损害,更多的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等相关规定来主张权利; 2.若在开放式商场、娱乐场所,当事人遭受损害,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消费者人身健康不受侵害的权利主张赔偿; 3.事故发生时,如果电梯在保质期内,则由开发商和供应商共同承担责任,如果电梯过了保质期,则由物业公司承担责任; 4.如果电梯本身没有问题,是因超载造成事故,则由乘客负责,尤其是后上的乘客; 5.如果事故由乘客故意违规操作造成,责任则自付。若是由于第三人原因造成的损害,责任人先行代为垫付赔偿之后也可以向实际的损害人进行索赔。 董良翚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建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女儿。 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任中国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董良翚跟文学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可是对自己的第三代,她没有任何过高要求,“如果不爱念书,学门手艺就得。”她说。 谈改革 改革的同时还需要继承 新京报: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在讨论改革,你怎么看? 董良翚:任何事情前进的过程,就在改革,也在继承。如果只谈改革,不谈继承;或者只谈继承,不谈改革,都是不对的。对于一些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有一点,肯定是要前进。政府就要领着全国人民,怎么样把国家强盛了,怎么样在强盛的过程中,文化怎么继承发展,科技怎么走到世界前列。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收入分配问题、腐败问题。 董良翚:我觉得,腐败主要问题是出在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缺失,没有理想。人不可能脑子一片空白,如果一片空白那肯定是生病了。不去教导他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理想,就容易出问题;掌管着权,就有钱,没有理想信念,管不好自己,就肯定出问题。而且,如果打击腐败没有下狠心,有些人就会想,他贪污几百万都没事,我那几万又怎么了?腐败就会蔓延,就会从上到下。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不应该去批评个案,应该研究社会,研究对官员的管理。 谈教育 年轻人犯罪因教育缺失 新京报:你是否注意到,现在的小学课本删除了《朱德的扁担》等文章? 董良翚:《朱德的扁担》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当官没啥了不起,这是陶冶孩子的品格。《狼牙山五壮士》那种情怀,是我们民族抗争的精神。把这些内容从课本中取消,就是把这种陶冶、这种精神取消了。我们现在的教育,考学是唯一的。可是,教育的理念应该是培养道德品质。如果教育没出问题,也许就不会发生安徽那个女同学被泼油毁容的事情。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的教育过于应试化? 董良翚:对。再比如药家鑫案。年轻人犯罪,原因就在于教育的缺失,不能怨孩子,家长该怎么负责,学校该怎么负责,这是教育总体出的问题。 新京报:你怎样教育下一代? 董良翚:我的外孙女快四岁了,可没去幼儿园。我不愿意让她过早绑上“小夹板”。我就跟她妈妈、我女儿说,如果她学习好,那就让她上;如果学习不好,那学门手艺就得。 谈履职 今年提案关注养老问题 新京报:今年你提了哪些提案?重点关注什么问题? 董良翚:我对养老问题特别关注。中国现在已有20多个城市步入老龄化社会。今年的提案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我想,应该引入各个门类的专家,研究养老问题。 新京报:此前几年,你一直关注食品安全,提了很多提案,今年没再关注这方面? 董良翚:前几年一直在关注转基因食品,今天没提,但不代表我不关注。我还是原来的观点,作为当前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我国研究转基因技术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摆上饭桌,为时还早。转基因技术现在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就像一个稻米粒,它是一个整体,里面分子都在活动,加进去一个不是这粒米的东西,它的分子会不会变化?这种变化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影响?所以,对于转基因必须慎重。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许皞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即将到来的青壮劳动力短缺。一时间,引发各界人士关注。 学制可缩到9年 @许皞 目前我国人口趋于老龄化,20年后青壮劳动力要参与生产创造财富,还要分出很多人员侍奉老人,届时青壮劳动力短缺将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并且,中小学学制过长会占用青少年接触社会和生活的时间,不利于个性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到9年或10年。可将目前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的学制调整为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9年学制。 不能为一时之需缩短学制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 本来中国就是人口大国,且国民素质相对偏低。不能为一时的经济结构问题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把中小学的12年学制缩短,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 如缩短中小学学制为9年,这会挤占义务教育年限。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是中国过去十年最大的教育成果之一,现行的中小学学制的时间安排是经过多年摸索的,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另外,把孩子成长或成功的唯一指挥棒视为进大学也是不合适的,这有待于教育结构本身的变化,这涉及教育结构的调整,比如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其实,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短缺也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而教育本身提供的人才也有结构性问题,二者有一定脱节。这说明中国需要大量职业教育,需要大量拥有知识技能的劳动者,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 @网友赵思泽:作为一名初中生,我想说:不能靠缩短中小学学制来减轻我们的压力,应该从教育体制上改革,别在表面做文章,要从根本改革。 @网友俑人:不好。必须参考世界各国的学制和人的生理发展。欧美一般是K12,相当于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然后分流。德国、新加坡等在高中就开始分流了。可以考虑继续加强我国的职业教育。教育应该多样化,不是把学制缩短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公民的素养可能会更低。 本报记者 郭少峰 刘锡荣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10日在浙江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会议上发言,直陈当前人大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的不足。谈及立法工作,刘锡荣说,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只要管好“钱”和“人”,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谈及监督工作,刘锡荣直言,官员严重超编给老百姓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也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管“钱”“财政资金像豆腐,政府说用就用”“什么时候在北京的这些驻京办没了,就说明人大把‘钱’管好了。”关于“管‘钱’”,刘锡荣说的是“预算法”。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原主任高强就坐在他旁边。高强曾主持了“预算法”修订前期的主要工作。刘锡荣说,大家呼吁“预算法”已经很多年,这次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一审。A.3.1万亿土地出让金是预算外收入刘锡荣说,财政收入要全部打入预算。现在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预算外收入,比如政府的基金性收入、各种收费、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包括去年3.1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都谈不上预算监督”。“还有社会保障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养命钱、活命钱,这几万亿元钞票如果监督不好、搞没了,人大也是有责任的。”B.钱随意花致各地“跑部钱进”“我建议,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出台了。我们的‘蛋糕’不小了,几十万亿元。但是‘蛋糕’怎么分,要让全国人民看得清清楚楚。”刘锡荣说,因为这种随意性,造成了全国各地都在“跑部钱进”。“那个专项转移支付,你不跑,国家就不给,搞得处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跑这个。要钱的时候,财政部附近宾馆都住不下,客房价格都特别高。”刘锡荣说,“什么时候在北京的这些驻京办没了,就说明人大把‘钱’管好了。”C.政府花钱“先斩后奏”民脂民膏全花光刘锡荣还提到,“财政资金就像是一块豆腐,政府说用就用了,先斩后奏,到时候人大也只好认账”。他还批评“年底突击花钱”现象,“财政纪律不严肃,民脂民膏都花光了。”管“人”“公务员每年多100万人”“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官员。我们减过谁啊?谁敢减啊?”关于“管‘人’”,刘锡荣说的是“编制法”。他说新中国成立至今,都还没有制定过“编制法”,随之带来的是:乱设机构、乱定级别,临时机构林立,人员严重超编。A.官满为患,老百姓养不起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他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B.官员超编,反腐压力巨大刘锡荣认为,官员超编也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这位中纪委原副书记首先说,“我们确实感到我们的反腐倡廉没做好,没话说。”他随即表示,这是因为监督力量也是有限的,要监督的官员一旦多了就很难办,“监督10万人和监督1000人是不一样的”。他说,对于中国每年要处理10万多名干部,其中省级以上干部10多人,有些外国人不理解,觉得人数太多,“我跟他们说,因为中国的官员人数多,大象身上洗下来的泥巴总比小猪身上洗下来的泥巴多。外国人也就理解了。”刘锡荣说,中国的干部只进不出,没有流动体制,也给精兵简政带来困难,“你看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第一件事情就 澳门中骏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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